作者:罗家祥
“乐山”作为地名,最早的“乐山县”出现在《宋书》,在今广东省;其后在各地先后共有4个“乐山县”,最后一个在今四川省乐山市地域上。四川的“乐山县”是雍正十二年设,因府城东五里的“至乐山”得名。其后依次是“乐山专区”“乐山地区”“乐山市(县级市)”和“乐山市(地级市)”,共5种县级及以上行*区划。以“乐山”命名的行*区划,有地级和县级两种,可能同时并存,容易混淆,需要梳理。
至乐山乐山县乐山专区乐山地区乐山市(县级市)乐山市(地级市)
同治《嘉定府志》之《乐山县图》(略)
地名是一项宝贵的遗产。每一个地名都具有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地名兼有稳定性和可变性。作为一个地名,“乐山”也不例外。
在四川,以“乐山”命名的县级及以上行*区划,以出现的先后,包括“乐山县”“乐山专区”“乐山地区”“乐山市(县级市)”和“乐山市(地级市)”,共有5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治所都在今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即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合处的中心城区。
由于“乐山”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行*区划层级、地域大小,甚至有时“乐山专区”与“乐山县”、“乐山地区”与“乐山市”(小市,县级市)并存,很容易混淆,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地名“乐山”的演变过程。
一、“乐山”的渊源
1.在外地,“乐山”作为县名自(刘)宋即有
可能有人以为,“乐山”作为地名是今天乐山市的专利。其实不然,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即开始有了,而且仅“乐山县”一个地名在历史上就先后有4次之多。
第一个“乐山县”。《宋书》卷38《州郡志四·广州刺史部》载:“乐昌郡:……乐山令。”这其实才是最早的“乐山县”。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在今广东省肇庆市下辖的县级市四会市北。隋炀帝大业初废。
第二个“乐山县”。《隋书》卷31《地理志下》载:“郁林郡:……乐山(县):[梁置乐阳郡。平陈,改为乐阳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北宋太祖开宝五年(年)废。
第三个“乐山县”。《新唐书》卷43上《地理七上·岭南道》:“古州乐古郡:下。贞观十二年,李弘节开夷獠置。……县三:乐山:[本乐预,宝应元年(年)更名。]”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后废。
第四个“乐山县”。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年)设(详后),在今四川省乐山市一带。年废。本文仅讨论它。
2.“乐山县”是四川最早的“乐山地名”
四川省的乐山中心地域一带,历史上最早的县级建置是大概设于战国秦末的南安县,最早的地级(指辖县)*区是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年)眉州(第一次,省级,辖郡)下新设的平羌郡(治今市中区)。其使用较长的县名是龙游县:隋文帝开皇十年(年)由青衣县改龙游县(第一次),直至明太祖洪武九年(年)四月甲午嘉定府(第四次)降为嘉定州时“省(龙游)县入(嘉定)州”,长达年;较有名的地级*区是嘉州(唐、北宋)、嘉定府(南宋、清)、嘉定州(明)等。
实际上,“乐山县”仅仅是清·雍正十二年(年)十一月癸巳才设立的,因嘉定州升嘉定府,按制,需设一个附郭县,于是置乐山县,为府治。其距今不过年。《清实录·雍正实录》卷载: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癸巳)吏部议覆。四川巡抚鄂昌疏奏:‘道府州县分辖改设事宜:……一、直隶嘉定、潼川二州。请俱升为府治。设知府、通判、经历各一员。二府附郭、各增置一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并原属各县、俱归府辖。改州学正为新县教谕,州训导为新县训导。’均应如所请,从之。寻定嘉定新升府曰“嘉定”,附郭县曰‘乐山’;潼川新升府曰‘潼川’,附郭县曰‘三台’。”
所谓“附郭县”,是指古代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附设于府城、直隶州城的县。“嘉定府乐山县”的关系是:嘉定府治乐山县,乐山县是嘉定府的附郭县。
嘉定州和嘉定府的区别是:
第一,官秩不同。明的知府是正四品,直隶的知州仅从五品,差距达3级之多;清的知府初制是正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从四品;知州初制从五品,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州知州正五品,此时的差距稍小,如同副厅级和正厅级,属于正常。
第二,直隶的州没有首县,而府却有。嘉定直隶州的知州同时也直接管理原来的龙游县地界,即知州同时兼任首县的知县。而设嘉定府时,就得单独设立一个首县,知府不再兼任首县龙游的知县。其设州或府主要是依据人口多少和事务繁稀而决定的。
3.“乐山”是因“至乐山”得名
据清·嘉庆十七年(年)版《乐山县志》卷2《沿革》载:“嘉定州,雍正十二年升嘉定府,仍置县,曰‘乐山’,治旧(嘉定)州地,以县境有‘至乐山’,故名。”这说明“乐山”其实是因“至乐山”得名。此时距雍正十二年(年)仅78年,可信。
而这“至乐山”的得名,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因为*庭坚(号“山谷道人”)曾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年)游嘉州,留诗《戏答王居士送
文石》:
南极一星天九秋,自埋光景落江流。
是公至乐山中物,乞与衰翁似暗投。
“王居士”即“清闲处士”王朴,有的写作王“璞”。诗中已有“至乐”之山,为王朴所居。
4.“至乐山”在哪里?
南宋王象之地理巨著《舆地纪胜》卷《嘉定府·景物下》载:“至乐山:在龙游县东五里,清闲处士王朴居之,(*)山谷有颂,何熙志架屋其上,号‘东山’。”又载:“枕江楼:……左窥龙泓,右瞰乌尤,三龟、至乐、九顶诸峰列其中……”又载:“钟秀亭:在九顶、三龟之间,清闲居士王朴至乐山也”。则“至乐山”在岷江东岸的三龟、九顶诸峰之间是很明确的了。
至乐山即“金灯山”。《舆地纪胜》又载:“金灯山:即至乐山。
山之趾有渊,春冬不涸。每岁人日,郡守于此修油卜故事,谓以油洒水面,观其纹,验一岁之丰歉。
”
关于至乐山在今天的定位,先贤毛西旁先生曾经有《至乐山在何处》一文,发表于年12月19日《乐山报》第四版(后收入《乐山历代文集》);年6月19日的《三江都市报》发表了毛文泉、丁义堂、李云发三位先生的《“至乐山”到底在哪儿》(以下简称“毛文”)。后者提到明·万历《嘉定州志》的位置则不同:“金灯山:西南五里,旧名至乐山,宋王朴(毛文作“卜”,误)居此。其址有渊,每岁人日,郡守张灯于此,以油洒水观其纹,以占岁之丰歉,今塞。”二文都提到清·同治三年(年)《嘉定府志》卷4《方舆志》亦同“城西南五里”。
宋曰“龙游县东五里”(至乐山定位为今乐山城岷江东岸的三龟九顶挂榜山,亦名东岩、东山等),万历曰“(州)西南五里”(定位为乐山城南,与大渡河隔江相望的金灯山),都是从今乐山中心城区出发作观察而言的,因为宋县城和明州城基本上是同一位置。两条不同的史载,导致相隔遥远的不同定位,史料该怎么选择?
应该是“唯早唯实”,即一般情况下应采用最早的史料,最好是“当时当地”者,相对最可信;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如果后出的史料能够确凿推翻前出,当然也可以采用后出的。但仅就此而言,万历《嘉定州志》和宋代的《舆地纪胜》相比,仅有个别文字不同,谈不上新出铁证,因而只能采用宋代史料,即取“龙游县东五里”。
5.为什么以“至乐山”命名?
乐山之内,名山不少。如峨眉山,今市中区一带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年)曾因此由平羌县改名“峨眉县”,至开皇九年更名青衣县。又如凌云山、乌尤山,就在首县,为什么设嘉定府时不设“凌云县、乌尤县”?何况历史上还有平羌县、青衣县、龙游县之类旧名,为什么不复旧名,而取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乐山县”?
据最早记载的《清实录·雍正实录》卷载:“寻定嘉定新升府曰“嘉定”,附郭县曰‘乐山’;潼川新升府曰‘潼川’,附郭县曰‘三台’。”不妨先观察一下“三台县”的来历:三台之地,旧名郪县、五城、新城、昌城、复名郪等县名。它也是因为潼川州(无首县)新升潼川府,需一附郭首县,于是以城西“三台山”为新县设的县名,沿用至今。无独有偶,该地此前从来没有“三台”之地名,也是以“三台山”得名。以山名县,自古很多;但无论是“至乐山”还是“三台山”,其实都不是很出名;而“至乐”才是山名,这体现了一定的取名随意性,而且此前当地都没有这样的地名,也可见雍正帝的创新性。
当然,以“乐山”命名,也有寓意吉祥的因素。因“乐山”已经定名,所以后人附加了“仁者乐水”之类的含义。
二、乐山的嬗变
(一)乐山县(~年)
乐山县是雍正十二年(年)十一月癸巳第一次立(史料见前)。
清末,嘉定府辖8个县级行*单位(统称“县”):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荣县、威远7县和峨边1厅。
民国元年(年)废道,嘉定府的上级“上川南道”废,省乐山县入嘉定府。嘉定府属四川**府。
但是仅过了一年不到,民国二年(年)2月7日,恢复道制,全省7道,以道辖县。其中复置上川南道,仍治雅州。废府州改县:废嘉定府,复置乐山县。
年5月25日,撤销乐山县和五通桥区(县级),合并改设乐山市(县级,小市),五通桥区改为县辖区。自此乐山县消失,自年立,至年废,前后存在了年。
早期乐山县的地域,基本就是今“市中区+沙湾区”,后来增加了五通桥区(年8月24日,分犍为县部分设五通桥市(县级,第一次),后改区)。
(二)乐山专区(~年)
民国二十四年(年),川*统一,6月实行行*督察专员制,全省分为18个行*督察区(省*府派出机构,不是一级行*区划)。它们是由民国*阀“防区制”演变而来。6月12日设“第五行*督察区”,治乐山县,此时行*督察区是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乐山”的专名。辖7县:乐山、峨眉、犍为、马边、屏山、峨边、雷波。
民国三十一年(年)2月,因升沐川设治局为沐川县,第五行*督察区辖8县。
年1月,设西南大区。撤销四川省,四川省分为川西(治成都市)、川东(治*桷垭)、川北(治南充市)、川南(治泸州市)4个行署区(省级)。各行*督察区改专区。第五行*督察区改“乐山专区”,属川南行署区。5月,因井研县由内江专区划入乐山专区,乐山专区辖县达9个:乐山、峨眉、犍为、马边、屏山、峨边、雷波、沐川、井研。
年9月1日,恢复四川省建置。
此时乐山专区的地域与历代乐山州府管辖地域相比,出入很大,明显南移,以至于到了长江边上。
自年至年,“乐山专区”只存在了18年。
(三)乐山地区(~年)
年5月31日,改专区为地区,仍然是省*府派出机构。乐山专区改为“乐山地区”。此时辖13县:乐山、五通桥区、峨眉、犍为、沐川、井研、眉山、彭山、夹江、青神、丹棱、洪雅、仁寿。
此时的乐山地区,已经与后来年眉山地区分出去之前的乐山市差不多,明显北移,大概恢复了旧日的位置。
自年到年,“乐山地区”只存在了17年。
很容易给人们发生误会的是:此前的“专区”和现在的“地区”是一种行*区划。实际上,它们都只是省*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具备独立性,在名义上并不是某一级行*区划。不过在实际上,县*府仍然要服从乐山专区、乐山地区的领导,因而称它为“准行*区划”才合适。常见词“地级市”(也叫“省辖市”)里的“地级”就是指它。
(四)乐山市(县级,小市。~年)
年5月25日,撤销乐山县和五通桥区(县级),合并改设乐山市(县级,小市)。年版《乐山市志》定撤销乐山县为年,未明月日。《四川*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和年版《乐山市市中区志》载年5月25日。而四川省民*厅年编《四川省行*区划沿革(—)》载,此据国务院年11月16日国发[]号批复。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区沿革》言是在年11月。因当时并不规范,又原载《乐山市志资料》年第4期(总8期)张汉勋《关于乐山市建市时间的浅见》,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当是年5月25日,今暂从。
乐山市的地域,基本就是今“市中区+沙湾区+五通桥区”。
到年,改原乐山地区为乐山市(地级),因不可能同时存在同名“乐山”的大市和小市(必然造成混乱),故原(县级)乐山市一分为三,中心地带设“乐山市市中区”(一般称城市的区,应带上该城市名,因区是不会单独存在的)。
自年合并成立(县级)乐山市,到年乐山地区改乐山市,(县级)乐山市仅仅存在了7年!以至于人们经常忽略这一段历史。
(五)乐山市(地级,大市。年~)
年,2月21日撤销乐山地区,5月23日正式改设乐山市(此即“地改市”),5月分设五通桥区和沙湾区(7月3日成立)。6月17日原县级乐山市改市中区。
此时乐山市有17个县级行*区划: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区、金口河区、峨眉县、犍为县、夹江县、井研县、沐川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眉山县、彭山县、夹江县、青神县、丹棱县、洪雅县。
自年至今,作为地级市的乐山市,已经存在了33年。
年9月14日,峨眉县改峨眉山市(县级,11月20日正式成立)。
年5月30日,眉山地区从乐山市分设。眉山地区辖6县,行署驻眉山县(年6月14日,眉山地区改眉山市。眉山县改东坡区,为市治)。于是形成今天乐山市11个区县的规模,相对稳定了21年。
自民国以来,在乐山地域上的州(府、地、市)级和县级行*区划变化十分频繁,其变化的频率大大超过了明清时期。其变化往往是行*管理体系随大势,但有的改名则很失败,如在乐山地区改“乐山市”(地级)后,将原拆分前的“乐山市”(县级市),改名为一分为三后的“市中区”(地域小于清乐山县),成了一个毫无特点的地名;而且有的地名短则仅7年(县级乐山市),或仅10多年如“乐山专区”“乐山地区”,显得随意性过大。并不成熟。
今天仅乐山市一个辖11个县级行*区划的地级市,就同时具有区、县级市、县、自治县等4种不同的县级行*区划,可以说是中国地级市演变的一个难得的“麻雀”,值得研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地级市辖县的规定,但实际上“市管县”是目前最常见的管理体系。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四川省的“乐山”作为地名,最早是以“乐山县”登上历史舞台的,曾经演变有地市级(乐山专区、乐山地区、地级乐山市)和县级(乐山县、县级乐山市)等2级5个地方行*区划地名。因为这两种层次曾经长期共存在,因而其容易混淆。
三、今天“乐山”何指
今天的乐山市辖11县。但是,目前的行*区划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市中区”等于没有名字,所以被人们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的区县,也即将申报更名“嘉州区”——这就类似眉山地区改市,其辖的眉山县更名“东坡区”一样,这样显然比没有特色的“市中区”好得多。
今天“乐山”所指是什么?从古到今的所指是不同的,因为乐山先后有5个以“乐山”取名的不同的行*区划,所以情况更加复杂。
“乐山”和“乐山市”虽然都是地名,但性质完全不同。“乐山”是个可大可小的地名,没有较强的明确指向性,而“乐山市”才是有较强的明确指向性、正规的行*区划(必须带有省、市、县等行*级别)。
可以把“乐山”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是包括11个区县在内的“大市”;第二个是用“市中区”(老乐山县、县级乐山市)来代替;第三个是仅仅指中心城区。(古籍里的“嘉定府”,往往就是指辖7县1厅的府境,或者府城)
对于外地人如重庆人而言,“到乐山去”,可以说到了其边缘上的犍为县就算到了乐山。
对于乐山市本地、非市中区的人如犍为县的而言,到了市中区就可以算到了乐山——如果用于指“大市”,其实他根本不用走一步,哪怕他就在马边,本身就已经在“乐山”了。
至于是市中区的城外人,只有到了乐山城门里(现在则是指城区)才能叫到乐山去”(实际上就是“进城”)了。
所以,为了避免歧义,最好在说“乐山”的时候,一定记得带上它所搭配的行*级别。即便是同一个“乐山市”,也有“大市”和“小市”之别,因此在写非虚构的文章时,不可不重视之。
乐山曾名“平定府”
乐山的古代地名,诸如南安、平羌郡、嘉州、犍为郡、嘉定府、嘉定州等,大家基本上都比较熟悉了。可许多人并不知道,明末清初时期的乐山还曾经一度名叫“平定府”。
一、被忽视的平定府存在
因为“平定府”这一经历为《明史》、《清史稿》、《读史方舆纪要》、同治《嘉定府志》、嘉庆《四川通志》所不载,甚至在年10月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行*区划通史·清代卷》也遗漏了这一段重要史实(只有民国《乐山县志》提及),因而有的图书难免搞错,如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纲《张献忠大西*史》的《挺进大西南》就这样说:“明嘉定知州朱仪象率领兵丁依城顽抗,……嘉定城迅速被攻破,朱仪象自杀。张献忠下令升嘉定州为府,并任命任元祐为嘉定知府,驻守嘉定。”在著名的南明史专家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附表《大西*权地方官员表》中,也误把任元祐作为嘉定知府。实际上,任元祐所任是平定知府。此外,还有误认为此时乐山的建置是平定府嘉定州的。
二、平定府的客观存在
历史上,此时乐山的建置是平定府,下辖六七个县,既没有嘉定府,也没有嘉定州的建置。平定府的存在,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遗存文物,都可以得到证实。
1、文献依据
(1)清沈荀蔚《蜀难叙略》载:“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献逆悉众犯蜀……八月初五日,贼薄成都,……初九日黎明,火发,而北角楼陷……,贼遂入城……逆初犹称李自成永昌伪号,至是踞蜀王宫殿,僭伪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十月……杨展之得脱也,至新津得镇标溃卒千余人,遂奉为将,展令其众由间道趋叙府而已。至嘉定取家口来会,及归,而嘉定与诸邑俱降贼,改为府,设伪官守之。”
(2)清彭遵泗《蜀碧·卷二》载:“(顺治元年),贼陷夹江,置伪官守之。……贼陷嘉定,改为府,以伪官任元祐守之。”彭遵泗是丹棱县人。
(3)清孙澍《蜀破镜·卷第三下》:“(十一月)贼攻(下)嘉定,……贼改州为府,以其徒任元祐守之。”
又,卷四载:“初,贼取嘉定改为府,置伪官焉。”
以上这些史料虽然提及嘉定州改为府,但并没有提到府名,所以导致许多人误以为是嘉定州改为嘉定府(应是雍正十二年,即迟至年才升嘉定州为府的)。
(4)嘉庆《乐山县志·卷十·名臣》:“杨展:字玉梁,州人。……张献忠据成都,掠嘉定,改平定府,置伪官,以任元祐为知府。”
又,同书载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该处作“平定府旧称海棠香国”。
嘉庆是康熙的曾孙,时间隔得不久,由此可见,平定府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5)民国《乐山县志·卷一·编年纪事表》记载:崇祯十七年(年),“十一月,……张(献忠)僭号成都,遣诸伪将分屠各府州,陷嘉定,以任元祐为伪守,改曰‘平定府’。”又言:“清初,既定四川,削平川乱,仍明制为嘉定州。”
不过,经查民国版的《乐山县志·艺文志》,该处却记作“嘉定府”。——看来民国《乐山县志》有点前后矛盾:一方面在其《编年纪事表》中言有“平定府”,可另一方面在《艺文志》中却将《重修凌云寺记》擅自改为“嘉定府”。民国志的这种矛盾,或许与它出自众人之手有关,导致前后不统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嘉定州改为(平定)府的时间就是崇祯十七年(年)十月,首任平定知府是任元祐。次月张献忠建“大西”。
2.文物依据
按照“二重证据法”,可以佐证这一史实的文物依据其实还有好几个:
(1)明朝年末立了一块碑《重修凌云寺记》,是由陈起龙立,碑上写道:“平定府旧称海棠香国,而宣朗佳奇,莫加于凌云”。陈起龙,字云从,崇祯元年(年)戊辰科三甲第名进士,后来乐山公干。此碑目前仍然立在乐山市大佛景区凌云寺的碑林,高约8尺,宽约4尺。它的文字还见于清嘉庆版和民国版的《乐山县志》。年10月19日,笔者与石念文、杨乐生、梁炳尧、毛郎英和郑国耀等共6名乐山文史研究者特意去凌云山实地踏访该碑。碑原立于凌云寺的弥勒殿外,年3月迁到碑林。据已故毛西旁老先生《乐山历代文集》相关记载,年12月曾经对包括此碑在内的几通石碑进行拓片。经景区工作人员、当时参与拓片的帅秉龙先生当场指引,发现该碑中央已大部剥落(拓片当年即无),四周有字,经加水辨认,认得其中“海棠香国”,而恰恰在其上的“平定府”处已经剥蚀不辨。帅秉龙先生肯定地说记得当初就是“平定府”几字,而且毛老先生态度严肃认真,反复校对,应该不会弄错。
(2)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年)二月,从原辖9县的嘉定州中划出邛县、大邑、蒲江3县,恢复邛州,嘉定州的辖县只剩6县:夹江、峨眉、犍为、荣县、威远、洪雅。但据《乐山史志资料》(年—年)总第21期—28期合刊载,年8月19日,井研县县志办的廖嘉祥先生给毛西旁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井研《周氏族谱》载,周氏的始祖周继殷曾在吴三桂统治井研时期被任为平定府井研县礼乐斋斋长。族谱上保留了《始祖公荣膺礼乐斋长贴》全文。开篇有‘平定府井研县为立斋长以肃学*事(下略)’,下书‘右下贴给礼乐斋长廪生周继殷准此。’末书‘永历九年(年)十一月初二日’。这是当时平定府井研县*权的一份类似委任状的文书,堪称历史见证。”这一实物说明,至少在年之前,乐山仍然叫平定府,平定府虽是大西所设,但得到了南明的认可和沿袭(平定府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易手),而且比之前还增加了一个井研县(按:该族谱对吴三桂统治时间记载有误,吴在康熙十二年即年反清;十七年即年死;二十年即年其孙吴世璠自杀,年尚未反清,应该属于南明所颁发)。在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公元年,南明永历帝十三年),占据者郝承裔诣成都降清,乐山再次属清。十七年,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得当时的乐山后,恢复明代的嘉定州建置。
三、平定府存在的时间
综合考虑以上的文献于文物资料,可以看出平定府的存在时间应该是:从崇祯十七年(年)十月大西国建立并改名开始,至顺治十七年(公元年)清*占领乐山;十八年清*李国英到了乐山后恢复嘉定州的建置。如《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上册所选资料里,有一篇李国英于顺治九年三月初七日所报的《疏报清*占成都克嘉定》一文中,所称即是“二十五日至嘉定”,根本没有提平定府。
从以上史料看出,小小的一个“平定府”,竟然含有这么强的*治含义!
既然明清之际的乐山当称“平定府”,但为什么各种史籍几乎很少有人如此称呼它,而是继续用“嘉定(州)”?
究其原因,大致:一,大西与清为敌,清*府没有承认“平定府”,故清初诸人不敢直书;二,据史载张献忠有大肆屠杀文人、举子的恶行,及大量屠杀无辜百姓的恶行,故文人不愿书;三,平定府实际上最多存在了16年,时间很短,又处于兵荒马乱之际,史籍、文书损失殆尽。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导致民国《乐山县志》失于检点,疏忽了乐山曾经有平定府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径直将碑文中的“平定府”改为“嘉定府”,造成一个遗憾。由于有各种史料佐证,故年版的《乐山市志》的沿革仍然采用了存在平定府的说法,这是对的。
历史上有几个嘉州?
嘉州之“嘉”,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美也”;宋朝的《太平寰宇记》卷74也称:“以其郡土嘉美为称”。
拥有峨眉山、乐山大佛这样世界遗产的嘉州之土,自然、人文景观美不胜收,所以曾经客居嘉州犍为县的宋朝邵博曾经高度赞誉“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五代嘉州刺史欧阳彬也曾赞道:“青山绿水中为二千石,作诗饮酒为风月主人,岂不佳哉!”——嘉者,亦佳也。因而自北周宣帝时青州改为嘉州之后,“嘉州”地名就在这一片土地上反复出现过四次之多。可见人们对“嘉”字之深爱。
不妨将这四次嘉州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次,是北周宣帝二年(公元年),青州改为嘉州,治齐通县(今眉山县),辖3郡4县。这个嘉州辖郡,地位比后来的嘉州(辖县)高,拿不变的县级倒推,最早的嘉州通俗一点说就相当于省,而后者就相当于乐山市。隋文帝开皇年初(公元年开国之后),嘉州改眉州(历史上是第二次)。它大约存在了二三年。
第二次,是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年),天下废郡,地方行*机构改为州—县二级制。废齐通郡、青神郡、平羌郡3郡4县,改眉州为嘉州——从现在开始,嘉州就只相当于乐山市了。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年),嘉州又一次改为眉州(第三次),这次与以前不同的是,州治已经迁到了龙游县(即今市中区)。这次嘉州存在了23年。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年),眉州改眉山郡。
第三次,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年)恢复眉山郡为嘉州(第三次),治龙游县,辖12县。二年(公元年),从嘉州分出眉州(第四次),其中嘉州辖7县,眉州辖5县。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年),嘉州改为犍为郡。这次嘉州存在了年。
第四次,是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年),犍为郡更名为嘉州(第四次),期间的辖县不定。它一直延续到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公元年)九月乙丑,以“宁宗潜邸”(宋宁宗为藩王“嘉王”时的封国),升嘉州为嘉定府为止,共存在了年。
这四次嘉州,断断续续共计年。它在整个乐山市的历史长河中是最辉煌的,包括乐山大佛的开凿,李杜、陆游、邵博等文化名人留下千古诗篇都在其间。
由于这种辉煌,让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觉,天下似乎只有乐山人独享“嘉州”了。包括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收录了唯一一个嘉州。——如果真是这样,岂不美哉?
但考之历史,有史可查的“嘉州”绝非今天的乐山一地。
历史上第二个嘉州,则是在今天的浙江省温州市。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温州上:隋永嘉郡之永嘉县。武德五年(公元年),置东嘉州,领永嘉、永宁、安固、乐成、横阳五县。贞观元年(公元年),废东嘉州,以县属括州。上元二年(公元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这个“东嘉州”的正名也是嘉州,只是为了区别于已经存在的嘉州,故冠以“东”。
第三个嘉州,见于《辽史·地理志二·东京道》:“嘉州:嘉平*,下,刺史。隶显州。”显州是节度使驻地,位于今天的朝鲜境内。
第四个嘉州,见于《元史·地理志二·东宁路条》:“定远府,郭州,抚州,*州。[领安岳、三和、龙冈、咸从、江西五县,长命一镇。]灵州,慈州,嘉州……”定远府即平壤一带,亦在朝鲜境内。
第五个嘉州,见于《元史·地理志六》,新添葛蛮安抚司有一个“嘉州”,是用于安抚少数民族的羁縻州,属沿边溪洞宣慰使司,位于今天的重庆市酉阳县附近。
史上有据可查的嘉州共有五个,其余四个都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唯有乐山独擅美名,把“嘉州”奉为正宗(这一带曾经还有青州、平羌郡、犍为郡、嘉定州、嘉定府等建置),可谓情有独钟了——正基于此,笔者曾经在《三江都市报》上呼吁将乐山市的简称定为“嘉”。而且,几年前就有传闻,说市中区会改名“嘉州区”,那时“嘉州”当是凤凰涅槃了。
嘉州是嘉定州吗?
说起纷繁复杂的乐山古代的行*区划变迁,起码得花5万字才能说得清楚。问题是,现在是速生速朽、“闪婚闪离”的时代,估计写出来也没几人有耐心看。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点好。
自青州—眉州—青州—嘉州之后,嘉州就堂堂正正地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文荟萃之州,博得了“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的美誉。说这句话的,是邵博,鼎鼎大名的邵伯温的儿子。邵伯温是洛阳人,因为避乱到了四川,隐居于犍为县,死后葬*花冲。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虽然大致是同一地方,但是“嘉州”是嘉州,“嘉定州”是嘉定州,二者毕竟不是同一个名字,不可混同。
“嘉州”(第一次)是北周大成元年()改青州而成的嘉州。此时,它是辖郡的省级单位,此时当省会的不是今乐山市,而是眉山市。
断断续续到了南宋,南宁宗时庆元元年(),因嘉州是他即位前的潜邸,故改为嘉定府,迅改嘉庆*。入元,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改成都府路为成都路,领成都、嘉定(第一次)、崇庆3府。
而“嘉定州”出现在何时呢?至元十三年(),升嘉定府为嘉定府路,设录事司,直辖龙游、夹江、峨眉、犍为、洪雅5县;另外辖眉州、雅州、黎州、邛州4州。这时,乐山才是第一次过了过“省会”的干瘾——今天的乐山还只敢吼吼“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殊不知N年前,它就是“省会”了。按照鲁迅的幽默,咱乐山历史上也曾经光辉过。
谁知,这“省会”也没有当多久,不到一百年,到了明太祖洪武四年(),改元嘉定府路为嘉定府(第二次),又把古乐山的地位从“省会”降到了地级市。
别以为这是乐山的厄运,还有更坏的事情在后头!仅仅过了5年,在洪武九年(),又降嘉定府为嘉定州。
各位看官,这嘉定府和嘉定州有啥区别吗?区别大得很。
——从官秩上讲,嘉定府是四品官(分正、从),而嘉定州是州,这州又分直隶州和属州,二者的区别也很大——“直隶州”同府,辖县,是从五品官;而“某州”,不挂“直隶”者,是属州(也称“散州”,不辖县),地位只是同于一般的县,正七品,区区的“七品芝麻官”而已。所以,此时的“嘉定州”,只是正七品官罢了。对我等小老百姓而言,管他几品官,关我鸟事?不过对于官场而言,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从行*上讲,嘉定府有个直辖县,即首县龙游县,相当于今天的市中区。而嘉定州呢?光杆司令而已——它没有自己的直辖县地,那它的地盘哪里去了?原来,被周边的县瓜分了。它只剩下一个办事机构录事司而已。
翻开明朝万历年间的范敬醇编撰的《嘉定州志》,其《疆域》写道:“(嘉定州)南至犍为县界仅三里。三里之中,犍(犍为的)田又与州田相错”。据此推测,可能这大佛的脚板儿底下就是犍为县的土地了。从常理来判断,似乎不可能,但实际上明白了府(辖县)、州(不辖县)的区别就会恍然大悟了。
嘉定州在历史上只出现过1次,这次却留下明、清二本《嘉定州志》,殊为难得。
至于“嘉定府”,3次出现在历史上。首见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年);再见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年)改元嘉定府路而成;第三次清朝康熙十二年(年),升嘉定州而成。
因此,“嘉州”和“嘉定州”存在时间不同,官员地位不同,甚至连地盘都不同:“嘉州”相当于今天的乐山市十余个区县,而“嘉定州”呢?只有可怜巴巴的今天中心城区的一部分罢了!
嘉州到底有多大?
若要问嘉州的地盘到底多大,首先得明确是问哪个时期的嘉州,因为不同时期的嘉州其地盘大小是不同的。
如笔者前面的文章所述,嘉州的建置在历史上曾经4次出现,所以嘉州的地盘至少得有4次不同的描述。
第一次嘉州,是省级单位。北周宣帝大成元年(年),青州改为嘉州(第一次),治齐通县(今眉山县)。说嘉州是省级单位,因为当时地方行*机构改为州—郡—县三级制,类比于今天的省—市—县三级制。因为嘉州辖齐通郡(辖齐通、洪雅县)、青神郡(辖青神县)、平羌郡(辖平羌县)3郡,共4县。此时嘉州的北界到了眉山县,南界可能到了五通桥区。
其依据是: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年),新设玉津县(约今五通桥区),属眉山郡(即嘉州前身)。而之前的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即年,戎州(治今宜宾市)置沉犀郡,又在今犍为县地设新的武阳县,为戎州沉犀郡治,则犍为县地本属戎州而非嘉州,直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年),犍为县才从戎州(治今宜宾市)划归嘉州(治今乐山市)。可见当初嘉州到了五通桥区而未到犍为县。
嘉州的西界,到了洪雅县;东界则到了青神县。
第二次嘉州,被降到了地级市的地位,以后也是一样的。隋文帝开皇三年(年),天下废郡,地方行*机构改为州—县二级制。因而废齐通郡、青神郡、平羌郡3郡,改眉州为嘉州。此时的嘉州地位和以前的眉州、嘉州地位不同。以前的州管郡不管县,地位在郡之上,而现在的州直接管县,地位同以前的郡,虽同样叫州,实矮一级。这时嘉州的四界基本不变。
第三次嘉州。隋炀帝大业二年(年),嘉州又一次改为眉州(第三次);大业三年(年),眉州改眉山郡,辖龙游(州治)、平羌、峨眉、夹江、丹棱、洪雅、通义、青神、玉津、咨官和绥山11县。唐高祖武德元年(年)恢复眉山郡为嘉州(第三次)。除了今天的乐眉之地外,还有少许自贡市荣县之地,即咨官县的部分。
第四次嘉州。唐高祖武德二年(年),从嘉州(第三次)分出眉州(第四次),嘉州辖7县,眉州辖5县。嘉州所辖7县是龙游、平羌、夹江、峨眉、玉津、绥山、咨官。后咨官改属荣州。唐高宗上元元年(年),犍为县从戎州(治今宜宾市)划归嘉州(治今乐山市)。唐玄宗天宝元年(年),嘉州(第三次)改为犍为郡,治龙游县。经过一番县份的调整,嘉州辖龙游、平羌、峨眉、夹江、玉津、绥山、罗目、犍为8县。唐肃宗乾元元年(年),犍为郡更名为嘉州(第四次)。这时的嘉州,全部是在今乐山市境内。
这第四次嘉州,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年)一直存在到了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年)九月乙丑,升嘉州为嘉定府,这是因为嘉州是“宁宗潜邸”,即登基前的封地。根据南宋惯例,以帝王即位前的封地均升为府,府的功能与州一样,仍辖县,但地位比州高。南宋宁宗于年即位,因他早年曾经受封“嘉王”,所以在其庆元元年(年),以“宁宗潜邸”,升嘉州为嘉定府。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年),嘉州辖龙游、峨眉、夹江、犍为、洪雅5县,与今天的乐山市差不多大小。据《嘉定府志》载:“嘉州境: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东北至东京[原注:今开封府]三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西京[原注:今河南府]三千五百一十里。东北至长安二千七百三十里。”此时嘉州的县份数比唐朝少,是因为一些县被合并了的原因,如绥山、罗目被并入了峨眉县,玉津被并入了犍为县等;实际上宋朝的嘉州并不见得比唐朝的嘉州小,一些未来的县级行*区划如沐川县、五通桥区还在犍为县的疆域里,峨边县、金口河区等还在峨眉县的疆域里,而沙湾区则还在龙游县的疆域里。
自此,历史上再没有“嘉州”的建置,所有再提到的“嘉州”,都是代指当时的地级行*区划,包括今天介绍乐山市的文章,都爱自称“嘉州”,以传承其在历史上的辉煌也。(完)
一、南安县究竟有多大?
一、南安县究竟有多大
大家都知道,乐山市大部地方在最早属秦时就已经建立的南安县,可这南安县究竟有多大?
远古的记载如今是凤毛麟角了,对于古代的许多东西,今天的人们只能根据遗留下来的宝贵资料进行分析揣测,只能尽量接近而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实。幸好中国是历史学最发达的国度,这些东鳞西爪似的一字一句,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得以窥古南安县之一斑。
要大概知道南安县的辖地有多大,首先得知道它的大致位置。南安县是秦灭巴蜀二国后所置,属蜀郡直至汉武帝初期。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年)割蜀郡5县、巴郡2县合夜郎国地为犍为郡(可见南安县不属夜郎国,亦可说乐山地不属夜郎国,部分史籍有误)。
《华阳国志·蜀志》载:“(南安县)治青衣江会。”又载:“青衣(县)有沫水(大渡河),出濛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李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可见南安县的治所当时在青衣江、大渡河入大江(即岷江)之处,正是今天的乐山中心城区,换句话说,南安县大致就在今天的乐山市附近。
有了这个概念,再去查找清朝、民国时期的嘉定府、眉州地方志,可以查到:
同治《嘉定府志》:“今(嘉定)府治在(犍为)郡之北,所属夹江县,南安旧治也。乐山、犍为、洪雅、峨眉、荣五县皆南安地。”
民国《乐山县志》:“今之乐山(县,注1)即昔之龙游县。旧唐志云:本汉南安县地,属犍为郡。”
民国《犍为县志》:“(犍为)县地在犍为郡所属南安县之南境。”
光绪《洪雅县志》:“汉为南安县西地,属益州部犍为郡。……今(嘉定)府属之乐山、犍为、洪雅、夹江、峨眉、荣县,眉州之丹棱、青神八县皆南安县地。”
民国《夹江县志》:“汉置南安县,属犍为郡。夹江即南安旧治也。兼有今乐山、犍为、峨眉、洪雅、荣县之地。”(夹江县也曾经有南安县旧治,说明县治不止一处)
嘉庆《峨眉县志》:“秦隶蜀郡,两汉南安县地。”
民国《荣县志》:“(汉初)时南安在蜀,郡为至广,荣(县)全境在南安腹地。”
民国《峨边县志》:“(峨边县)汉隶南安(县)。”
嘉庆《眉州属志》:“(眉州)秦武王时为蜀郡地,汉为武阳、南安,属犍为郡。”
民国《丹棱县志》:“按今丹棱、青神、乐山、犍为、洪雅、夹江、峨眉、荣县,皆汉南安县地。"
光绪《青神县志》:“秦为蜀郡地,汉置南安县,属犍为郡。西魏置青衣县,取蚕丛青衣氏劝农桑为名。”
以清朝、民国地方志而论,南安县曾经管辖清朝嘉定府所属的乐山、犍为、洪雅、夹江、峨眉、荣县6县,眉州所属的丹棱、青神2县地,共计8县。此外,峨边于年正式建县,加上它则是9县之地。
南安县的北界在今眉山市青神县,光绪《青神县志》称县北二十五里有鸿化山,又名“北界山”,李膺《益州记》称它是南安县和在北的武阳县分界线。其它方向的分界线则不太明。
以今地而论,南安县自北自南管辖眉山市的丹棱县、洪雅县、青神县,乐山市的夹江县、峨眉山市、市中区、五通桥区(年从犍为县所划出成立县级五通桥市,后并入县级乐山市,乐山建立地级市,单独建区)、沙湾区、犍为县、峨边彝族自治县,以及自贡市的荣县,共计11个县级行*区划,跨3个地级行*区划。
南安县的疆域,其南北直线距离大约是公里,东西直线距离大约也是公里,这样,在扣除一些空缺地方之后,整个南安县的疆域大小大约在1万—1.2万平方公里之间,基本上和今天的乐山市面积相当,堪称一个大县。其地形,类似一个左角高起的酒樽。
二、南安县治在哪里?
有县必有县治。由于多种原因,每个县的县治可能多次搬迁,不只在一处,南安县的县治也是如此。
南安县是个古老的县城,据查历代正史和地理专书,可以看出南安县的县治至少有两处。
第一处是夹江县南安镇(今木城镇)。西汉文帝的宠臣、有名的富翁邓通就是这里的人。王褒《益州记》载:“峨眉山在南安县界,当县南八十里,两山首相对,望之如娥眉。”
东晋《华阳国志·蜀志》载:“南安县:郡东四百里。……西有熊耳峡。南有峨眉山,山去县八十里。”与今位置颇合。民国《夹江县志》记载:“齐别置南安郡治南安县,汉之南安县遂废,今县之南安乡,其废治也。”明朝时,曹学佺著有《蜀中名胜记》,其记载夹江县风物时说:“《本志》云:“治西二十五里南安镇,即汉南安县治。有邓通宅故址。前有玛瑙溪,中有盘石,可以修禊。”可见到了明朝这里都还有邓通宅故址。
《清一统志》在释“南安废县”时载:“在夹江县西北。汉高帝封功臣宣虎为邑侯(南安侯),后为县,属犍为郡。宋齐后废。唐(高祖)武德元年(年),嘉州复领南安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也认为在夹江县:“故治在今四川夹江县西北二十里”。
第二处是今天的乐山市中心城区。《水经注》记载:“悬溉有滩,名垒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青衣(县)有沫水(大渡河),出濛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李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至今蒙福。”又载:“南安县: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李冰所平的雷垣,据《太平寰宇记》卷74引李膺《益州记》云:“青衣神号雷土追,班固谓之离堆也”,即乌尤山。
今乐山三江(岷江、大渡河即沫水、青衣江即若水)会流处,也是古之南安县治。此处水流急湍,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悲剧,《汉书·沟洫志》载:“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即大渡河)之患。”即此。据说李冰凿崖时,还打败了水神,才得以凿好离堆的。唐朝时这里水势依然凶险,海通法师为了镇压水势,主持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释“南安县”时说它的治所是“治所即今四川乐山市”。可见乐山市中心城区作为南安县的时间很长,而夹江县木城镇的时间很短。蒲孝荣《四川*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也是认为治所在乐山市。又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自有犍为郡开始均绘南安的县治于此,而邓通是犍为建郡之前的人物,所以可以考虑最初的南安县治在夹江县,犍为建郡后迁到乐山市中心城区。
三、南安县究竟存在的时间多长?
南安县是乐山历史上最早的行*区划(设郡级行*区划,或者说地市级行*区划则是约年后到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保定四年年设平羌郡了)。任何事物都有始终,大家都想知道,南安县究竟在历史上存在了多长的时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南安县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是个唯一的专有地名,据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所释,历史上以“南安县”为县名的多达13个!其中在四川的就有4个。这4个里有一个在剑阁县,一个是南安郡(侨郡)治所,在今四川省荣县(历史上长期属嘉定府)西八十里的来牟乡,隋初废;剩下的两个均位于今天的乐山市境内。
第一个南安县就是我们常说的乐山市前身。《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释:“秦置,属蜀郡。治所即今四川乐山市。西汉属犍为郡……南齐以后废”。所说大致正确,但南安县的治所应该不止一处,我在上一篇文章《南安县治在哪里?》已经提到,除了今天的市中区,夹江县也是南安旧县城所在,而且时间较早。
秦国惠文王灭蜀、巴是在公元前年,他在此设立郡县,以原蜀国为蜀郡,南安县的建立当在此时。此时建立的还有武阳县(治彭山县,后来曾经作为犍为郡治)。
南安县建立后,长期存在,只是上级有所变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年)割蜀郡5县、巴郡2县合夜郎国地为犍为郡,南安县归犍为郡管辖,这种关系经历了西汉、东汉、蜀汉、西晋、成汉、东晋、前秦、再东晋而没有改变。
东晋末,谯纵被部下所推据蜀,晋安帝义熙九年(年)东晋派朱龄石伐蜀取胜,十年他分南安县而另设冶官县(治荣县西北,一说威远县西北)。
后来南北朝时*局混乱,南安县所属不一。南齐明帝建武三年(年),在武阳县设立齐通左郡(治齐通县,在眉山县,即今东坡区)。梁武帝篡齐建梁,于普通年间(—年)改齐通左郡为齐通郡,因战乱荒废,南安县似乎无存,民国《乐山县志》载:
“自李雄据蜀,传至李寿,当晋康帝时,纵獠北徙,布满山谷,与夏(汉族)杂处,由是吾邑青衣以北、沫水以西,沦没荒裔二百余年,齐、梁之间,官守俱废,虽置齐通(郡),遥领而已。”此时今乐山和眉山之地同属齐通郡管辖,但形同虚设。
梁太清二年(年)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在乐、眉一带兼置青州,管辖齐通郡,治齐通县;西魏废帝二年(年,或说年)青州改眉州。这一时期的南安县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故史书记载基本阙如,所以《嘉定府志》曾经说:“今县地,其时郡县名是否梁旧?无征。”嘉庆《洪雅县志》则说:“(洪雅县在南)齐为齐通左郡属地,寻为獠人地。[原按:按齐建武三年于武阳别置齐通左郡,寻废,又置南安,郡县俱为獠乱,自此以后南安之名遂亡]”。
嘉庆《洪雅县志》认为在南齐时南安县即废名了;不过,现在的研究者一般还是倾向于南齐初南安县仍然存在,如《南齐书》、蒲孝荣所著的《四川*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等。大约在南齐末则没有记载了。
需要指出的时候,南齐在今荣县一带有侨置的南安郡(非正式郡县),不是南安县,南安县也不属南安郡管辖。
梁时,原犍为郡改为戎州(今宜宾市一带),西魏取得益州,在江原县(今崇州市)一带侨置犍为郡,与南安县无关。西魏恭帝(—年)时,眉州增设青城郡。
北周篡西魏,仍置眉州,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年),眉州改为青州(第二次),同年新设平羌县(治今市中区)。四年(年)新置平羌郡,辖平羌1县。宣帝大成元年(年)又改青州为嘉州(历史上的第一次),辖原有齐通郡、青神郡,及平羌郡共达3郡4县。
这样,如果从秦国惠文王灭蜀、巴设郡县开始,倘若在公元前年秦即设南安县,到保定元年(年)设平羌县的话,南安县大致存在了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只算到南齐末(年),它大致存在了年左右的时间。
但唐高祖武德元年(年)还建了一个南安县(称“新南安县”)。它是属犍州(与犍为无关)的。犍州,是将原属眉州的洪雅县划出改置,辖南安(治所在今乐山市夹江县木城镇)1县。“新南安县”在武德二年(年)改属眉州,五年(年)废入洪雅县。唐玄宗开元七年(年)废洪雅县新设义州(辖境相当今四川洪雅县及夹江县西北地),辖“新南安县”(当年第二次设立)、平乡(治所在今洪雅县罗坝镇)2县。八年(年)义州废,“新南安县”、平乡二县并入恢复的洪雅县,属眉州。
可见,在今乐山地的古南安县在历史上是在二地(乐山市中区、夹江县)三次设立。
四、南安县有什么历史名人?
南安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县。但凡一地,无不以当地名人为荣。那么,南安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呢?
1、西汉·邓通
《汉书》的记载和《史记》类似。邓通在《史记·佞幸列传》里排名第一。他是犍为郡建郡以前的南安人(属蜀郡)。
邓通是以“文景之治”著名的汉文帝的宠臣。汉文帝,刘邦子,以外藩入继大统,当了西汉的“富二代”皇帝,他简朴、勤*、爱民,不喜欢穷兵黩武,讲究“无为而治”,为孙子汉武帝的极盛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他就有一项不好,有几个宠臣(但没有给实权),除了邓通,还有宦者赵同、北宫伯子,常为文帝参乘(陪乘)。
邓通没有特别的能耐,只是能持棹行船而已。因“土胜水”,其色*,故撑船行舟之郎皆戴着*帽,因号曰“*头郎”。一天文帝做了一个奇梦,他欲上天,但始终不能(登天在古代意味着当上天子,类似的还有东晋陶侃梦见自己登上了九重天门的八重,而最后一重始终登不上去,还挨了门人一棍,坠地,折其左翼。醒后左腋犹痛),这时恰好有一*头郎从后面推他上了天。文帝回头一看,见其衣的腰带后面穿了个窟窿。醒后,他去渐台,以梦中之人悄悄地寻找这个*头郎,即见邓通,看见其腰带后穿,正如梦中所见。文帝大喜,问其姓名,后来对他的尊幸一日超过一日。
邓通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上会轻易掉下富贵,亦小心翼翼地服侍文帝,不喜欢去外面交游,虽按规定有“洗沐”的休假,他也不愿外出。文帝见他如此尽心,就赏赐他巨万以十数(巨万,韦昭曰:“巨万,今万万(亿)”),官至上大夫。不仅如此,文帝还时时去邓通家游戏,这时非常荣耀的事情。
一次汉文帝让善相者给邓通相面,回答是:“当贫饿死”。文帝很吃惊:“能富邓通的是我。怎么说他会贫呢?”于是赐邓通蜀郡(今在四川)的严道县的铜山,让他可以自己铸钱,以希望打破相面人的预言。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一次,文帝曾经得了痈病,邓通常为他吸吮。一天文帝不乐,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说:“都不如太子。”接着太子入问病,文帝让他吮痈,太子虽然吮了痈,但面上脸色难看。后来他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唶吮,心里感到惭愧,由此也开始怨邓通了。文帝一崩,太子即汉景帝一上台,邓通就被免官,居于家中。
没几天,有人告邓通私自出边界外铸钱。下狱一问,果然有这样的事情,就尽没入邓通家产,尚差国家之债数巨万。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可怜邓通,赏赐他一些东西,官吏马上随即没之,“一簪不得著身”。长公主无法,又让人借给他衣食,谁知“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从记载看,邓通铸钱的地方可能不止一处,包括严道(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的铜山,也包括古铜山县(今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古属梓州)的铜山(即“铜官山”)等。其中,据《清一统志》记载,铜官山“在中江县西南,接简州及金堂县界。”据《金堂县志》,其一半的土地属犍为郡的牛鞞县。
关于邓通的遗迹,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夹江县风物时说:“《本志》云:“治西二十五里南安镇,即汉南安县治。有邓通宅故址。前有玛瑙溪,中有盘石,可以修禊。”
又有邓通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舆地纪胜》卷雅州:邓通城‘在荣经县东三十里,(汉)文帝尝赐(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又有饿死坑,亦通饿死之地也。李石诗曰: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
2、东汉·费贻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公孙述据蜀称帝,他征召南安人费贻等人为官。费贻知道公孙述不能长久,所以明智地躲避了,而且是装疯十余年,把身体上漆,《华阳国志》称他“奉君遁世”。公孙述败亡后,仕至合浦太守。
《蜀中名胜记》载:“费贻宅,蓍草生焉,常有五色云气覆其上。贻盖不屈于公孙述者,犍为郡之夹江人。”费贻是今乐山市夹江县人。夹江县本是犍为郡南安县地,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年)分龙游、平羌二县地而置,在二汉属南安县。
3、蜀汉·费诗
费诗是犍为南安人。刘璋时为绵竹令,先主刘备攻绵竹时,费诗先举城投降。成都既定,刘备领益州牧,以费诗为督*从事,出任牂牁太守,回去后为益州前部司马。刘备当了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
当时关羽水淹七*,擒获名将于禁,杀了庞德,自江陵围曹仁于樊城。关羽听说*忠为后将*,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费诗对关羽说:“欲立王业的,所用的人非一处的人。昔日萧何、曹参与高祖刘邦少小亲旧,而陈平、韩信亡命之徒而后至,论其班列,韩信最居于上,没有听说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忠,然在他内心里的轻重,难道当与君侯您相等同吗?且大王与君侯您,譬犹一体,同福共祸。愚认为您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我只是一介之使,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可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关羽顿时感悟,于是立即受拜。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帝,费诗上疏反对,由是忤指,降职为永昌郡从事。
刘禅建兴三年(年),他随诸葛亮南下收复反叛的南中,回去时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诸葛亮,这时蒋琬与费诗在坐。李鸿说:“我之前过曹魏新城太守孟达处,适见王冲(蜀汉李严曾经做媒不成的部下,叛蜀)从南来,说以前孟达降魏时,明公您(诸葛亮)切齿,欲诛孟达妻子,幸赖先帝刘备不听。孟达回答说:‘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尽不信王冲之言,而信明公您,一直都没有停止。”诸葛亮对蒋琬、费诗说:“回都后,我会有书信与孟达。”费诗劝道:“孟达小子,昔日事振威将*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给他书信呢!”诸葛亮默然不答。
诸葛亮为了完成北伐,恢复汉室,欲诱孟达以为外援,果然就给了孟达书信:“往年南征,岁末才还,恰好与李鸿相会于汉阳,得知消息,慨然咏叹,以足下平素之志,难道就白白的托名荣贵,无所事事吗!呜呼孟达,实际上是刘封(刘备义子,因不救关羽,被刘备所杀。曾经与孟达一起共事,二人有矛盾)欺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李鸿说了王冲造作虚语之事,说了足下量度我心,不受王冲的胡说。我诉说明白坦诚之言,追思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人送信。”孟达得了诸葛亮之书,多次秘密交往欲叛魏降蜀。魏遣司马懿征之,不久即斩灭孟达。诸葛亮亦因孟达无款诚之心,故不出兵救助(按:历史上实际上是出兵了的)。蒋琬秉*后,以费诗为谏议大夫,卒于家。
费诗终蜀汉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华阳国志·犍为士女》因此惋惜:“君子以昭烈(昭烈皇帝刘备)之弘旷,武侯(诸葛亮)之明达,诗吐直言,犹尚凌迟,况庸主昏世,率意直言而望肆效者哉!”
《华阳国志》称他“烈、武作合,度旷涂夷。惜哉公举,帅直陵迟。”(烈、武指昭烈帝刘备和忠武侯诸葛亮)
费诗因吐直言,不被喜欢,故官位不显。对此,陈寿在《三国志》里也同样评价说“费诗率意而言……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
4、东晋·曹敬姬
东晋《华阳国志·犍为士女》有载,曹敬姬是南安人,17岁嫁给周纪,19岁时丈夫周纪去世,有个遗腹子周元馀。家里人又许婚给孙宾,以母病骗她回去。她得知真相,自行投水,人们急忙去救,幸而未死,过了一日一夜才苏醒。后来家人只好送她依靠周纪的弟弟而居,她训导儿子周元馀,号为“学士”,年九十而卒。
5、东晋·谢姬
南安人谢姬,武阳仪成之妻。仪成死后,她以自己年壮而无子,将下葬仪成之前,她预作殡殓具、*药,等夫棺入墓候,拊棺吞药而死,人们就把他一同下葬了。南安县官上表郡里,郡里上报州,州里上报朝廷。天子也很感叹,下诏:“每(遇到)大赦,赐家帛四匹、蜀谷二石”。《华阳国志·犍为士女》因此称她:“谢姬引决,同穴齐穿。”
上面两个妇女都遭受了丈夫去世的不幸,她们一个不愿再嫁,一个不愿独生,这在当时是很受到尊敬的;从今天来看未必可取,但也应该给予深深的同情。
6.东晋·谢裒(或谢褒)
据《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载:“学士谢褒。南安人。”他应该是个教师类似的人物。他有个学生叫张钳,字子安,广汉人。谢裒死后,张钳负土成坟。三年之后,谢裒之子为人所杀。张钳为他报了大仇,自首到武阳(犍为郡治)之狱。恰好遇到大赦,他免于受罪,“当世义之”,《华阳国志》称为“张复师仇。”和谢裒字似,应有一误。它讲的是广汉人张钳师从犍为南安人谢裒,在谢裒死后,为他立坟,还为谢裒被他人所杀的儿子复仇。
7、神人李阿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的金釜山上竖立着一块立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年)洪雅的雅石刻碑,即《升仙李阿真人碑》,高约2米、宽约1米多、厚约10几公分的。碑文记述了汉代在金釜山修炼成仙的李阿真人的奇闻异事。此碑是碑上所刻的“龙骧将*犍州开邗县侯任成栋”等四人所立。但在“文革”中被毁。
据该碑,李阿是犍为南安县太清乡归仁里人。他赋性清雅,爱游山玩水。他见天下丧乱,带着妹弟入金釜山服食养性、聚气炼形。他身着短褐单衣,皓首而颜如少容。常乞于成都市井,所得归悉散贫,朝往暮还,人们都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干什么的,显得*神莫测。
有人去问他事情,李阿不发言,但只要看他的脸色即可。若他的脸色欣然,那么事情皆吉。若容貌惨戚,则脸色皆凶。若他是含笑的,则有大喜。如果是微叹的,则有深忧。如此判断,没有不灵的。
有个叫古强的,怀疑李阿是个异人,曾经服侍他。古强随李阿到成都,住在青城山中。古强后来又想跟随,但不知所去,恐遇上虎豹,私下带着父亲的刀。李阿看见了,就发怒说:“跟我走,还怕什么?”李阿取刀击石,刀就坏了。古强很是担忧。李阿问他:“你担忧刀坏了吗?’古强回答:“还怕父亲见怪。”李阿取刀掷到地下,刀又恢复如故了。
古强随李阿回到成都。未至成都,路上就逢着有人赶车飞奔,李阿以脚置于其车下,压着了脚,都折断了。李阿立即死了,古强很害怕,守看着他。片刻,李阿起立,以手抚脚而恢复如常。
古强十八岁时,见李阿年大约五十来岁。到了古强年八十多了,而李阿还是那个样子不变。后来李阿对他人说,自己会被昆仑山神召去,后来就不复还了。
李阿的故事,在《神仙传》里也有记载。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十二月敕封观妙李阿真人。
李阿所留遗迹不少,《蜀中名胜记·夹江县》载“《福地记》云:‘伏龟山,有仙掌洞,相传李阿真人所遗。’宋人书其壁云:“跨龙门,饮蟹泉,摩仙掌,扣丹灶。’”洪雅县有金釜山,在县东二十五里,草木丛郁。旧经传说昔日有主簿于此山煮釜修道,因号金釜,亦名“主簿山”,又据父老所传:“保安镇金釜山,即李阿真人炼丹之地。”洪雅县的道教胜地金釜山,一千多年以来名闻遐尔,至今香烟不断,游人如织,“金釜灵泉”是“洪雅八景”之一。《蜀中名胜记》载资州(资阳市)北二里醮坛山里有李阿修炼处,“肖像犹存。”
据《三洞珠囊》,犍为郡南安县有个道教胜地“平冈治”,距离去成都三百里,据说李阿就是于此山学道,白日升仙的。
8、瞿君
又据《舆地纪胜·嘉定府》,夹江人瞿君,夹江人,慕道修炼,后汉章(帝)、和(帝)间(此时夹江是南安县一部分),隐居平岗山,后入峨眉山修道,乘龙还家辞亲友,系龙于山下。既别,遂乘龙升天。今平岗化有养龙潭、系龙溪、龙岩山。
此外,还有五梁,字德山,在三国蜀汉任职,有才有德,曾经任五官中郎将,《华阳国志》称他“德山耽学,道以光时。”又载“学士谢褒。南安人。”事迹都不详。
夹江县有个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杨公阙”,属东汉晚期的墓阙,上面记载了南安县人杨宗(字德仲)曾经担任汉朝的益州太守,杨畅(字仲普)曾经担任汉朝的中宫令。
又据《汉甘陵相尚府君之碑》,有个尚□,曾经担任汉朝的甘陵相。据《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东汉汉和帝时有个赵孟麟,担任过青衣县尉。
有县则必有县官。可惜能够考证的南安县官极少,据《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载,有个王□,东汉和帝时人,右扶风陈仓县人,永元七、八年前后曾经南安县长(汉制:万人以上为令,以下为长),但事迹不详。
西晋时晋武帝,有个费揖担任过巴西太守;其子费立担任过尚书、散骑常侍(?—,与费诗之子重名)封,关内侯。
在《汉书》犍为郡十二县里,南安县所记载的人才是仅次于郡治武阳县的,可见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
遗留南安县古迹
古迹是前人留下的遗迹。一般而言,经过岁月沧桑的它们都是当地的风景名胜。人来人往,古南安县人应该留下了许多的珍贵古迹,可是时光无情,摧毁了许许多多南安县古迹,今天留下来的实物不多了,有的虽有史载,但已经无法看到了。到今天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不可多得的国宝。
一、杨公阙
年,位于夹江县的“杨公阙”碑被公布为国家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南宋《隶释·天下碑录》记载:“汉中令杨畅墓碑,在嘉州夹江县东南古贤乡。”在二汉,夹江县正是南安县的一部分。
又据《清一统志·嘉定府》记载:“在夹江县南二十里,有石碑二,一曰:‘汉益州太守杨宗,字德仲’;一曰‘汉中宫令杨畅,字仲普’。今石存而字磨灭。”
这二通石碑是墓碑之阙,故称《杨公阙》。据《夹江县志》(年版)载:“汉二杨墓……有石阙二座东西并列,一镌《汉故益州太守杨府君讳宗字德仲墓道》十六字;一镌《汉故中宫令杨府君讳畅字仲普墓道》十五字,俱隶书。”杨公阙东西对称,坐南向北,相距13米,阙高4.9米、宽1.25米、厚0.88米,各由露出地面的十块巨大坚硬的红砂石垒建而成。这是汉朝为去世的益州太守杨宗(字德仲)、中宫令杨畅(字仲普)而修的墓碑之阙,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公元96年)
《舆地纪胜·嘉定府》记载了一块碑:“汉和帝时开道碑。在夹江县西,蜀郡青衣、越嶲道界中,有永和七年、永和八年等字。”这就是夹江县曾经有的《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是为纪念南安县长王某整治平乡道而立的碑。此碑立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四月十日。平乡明高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西通界。
据南宋洪适《隶续》卷十一,其原文如下:
“维平乡明高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嶲通界。□制由涪山上,随沿回曲。土几□危难,经随□险,登高望天,车马不通。□□不□,虫□□周。古古□□,□磨民吏,莫能自□,二有□□,难□□□,崖易之遭□,不进磐崖横道,临大江□□危□□□□,或堕不止陷□,复为民害。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长、右扶风□仓(注1)王君(注2)□民兴利除周,遣掾何童、史道兴,与有秩□道家□,因民力□崖平碓,及泊潭山□格通达平直,广大道□长及畸□灰贼盗区止,车马驰驱,无所畏难,商市□□□□平□□□□□□,百姓如愿,开□采石,今□□刻石之功,恩及子孙,去危就安,万世无患,永永无穷。□后因□□□□□□□□掾桥义尉曹史任*、杨莫,丞汁方阝(注2)王卿(名)江元、尉绵竹杨卿、椽杨弘,主泊山史□易子□。永元八年四月十日,兼户曹掾何童、史道兴造书崖,师朱仲、王回左□大□□炅皆富昌□□□明下立□□□□,驯孝□□□□王前南长□方主。
注1:“右扶风□仓”,查《后汉书》,右扶风(相当于郡)唯有“陈仓”,故缺字当为“陈”。
注2:“王君”,《隶续》作“壬”,误,当为“王”。
注3:“丞汁方阝王卿江元”,这里的“汁方阝”是地名,即“什邡”。查《后汉书》,广汉郡有什邡县。此丞名王江元,“卿”为尊称。
东汉和帝时,平乡通往蜀郡、青衣、越嶲的道路残破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此时,担任南安县长的右扶风陈仓县人王某,于永元七年(公元95年)十月就派掾属何童、史道兴等人下了大功夫整治道路,使得它成为“车马驰驱,无所畏难”的“明高大道”,泽惠一方百姓。
半年后,工程完工,王县长就派何童、史道兴刻书于碑上,即本碑。《舆地纪胜》又称它为《汉和帝时开道碑》。上有时间是东汉顺帝永和七年(年)、永和八年。
能够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因而这个南安县的县长(汉制:万人以上为县令,以下为县长)能够青史留名,也不枉度一生,为官一任了。
三、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公元99年)
《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是为纪念青衣尉赵孟麟变更羊窦道,开辟新路,方便百姓,缩短距离近二十里的嘉*而立的碑,它立于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九月。羊窦故道,和帝永元年造,至安帝永初六年改修。
赵孟麟是南安县人。南安县自西汉即属犍为郡,东汉依旧。据洪适《隶释》卷四,其原文如下:
“羊窦道旧故南上高山,下入深谷,危骏回远,百姓患苦,永初六年,青衣尉、南安赵孟麟更易由此道,滨江平泽无盗贼,差近廿里,骑马儋负,水弱得过,除去危难,行人万姓,莫不蒙恩,传于无究乎。
维世青衣尉赵君,故治所书佐、郡督邮随牒除到官六日,郡召守蜀铁官长,积四月,治状分明,徙守成都,今复还归尉官,羊窦故道高危,君更穿崖易道,盗贼徵止,老弱往来无患,时典主通道者,积溪故吏梁氵巴捕盗贼王留,百姓过者皆蒙恩,君延寿万年。
书此盛巨。永元十一月九日造。”
此外,在今乐山市多次发现汉隶题字(题记):年,在乐山发现“邓景达题记”、“尹武孙题记”、“许伯令题记”、“阳嘉三年题记”。年在夹江发现“建宁三年记”。年,青神发现“建初元年题记”、“元初五年题记”,乐山发现“王进仁题记”、“赵国羊题记”。年,乐山发现“永和一年题记”、“*颖神题记”。年,乐山发现“王倩题记”、“王贵信父冢题记”、“永平元年题记”。年,乐山发现“张阳题记”、“张明题记”。年,乐山发现“赵进题记”,等等,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一旦发现,值得珍视。
南安县建置时间再议
南安县是乐山最早的县级*区设置。它究竟设置于何时,是本地历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然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此前曾经在《三江都市报》连载《南安县考略》,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史料,南安县的建置时间暂时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年份。我们最多可以确定一个上下限:上,不超过古蜀国亡的公元前年(在四川地设郡县是秦推广的);下,不超过汉高祖六年(前年),因为这年三月封宣虎为“南安侯”。同时倾向于秦置。
最早的史载,如《史记》(汉武帝时撰)载有蜀郡南安县人邓通,《汉书》(东汉班固撰)的《地理志》犍为郡条下有“南安:有盐官、铁官”,但没有纪年。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则记载了秦国时期李冰在南安县治水的史迹。但是,迄今为止《华阳国志》等文献和现代人的研究,只能够揣测秦置,远未到能够坐实秦置的地步:一则,仅靠文献只是“一重证据法”,它还不是结合地下文物等的“二重证据法”——迄今为止乐山一带尚未发掘出带有“南安县”而且有纪年的文物;二则,包括《史记》在内的图书,对于秦来说,都是后人著作,不是“当时史料”,不能仅凭后人的记载就可以断言前代的地名。所以严格地说,现在还不能断言南安县就是秦置,只能说“倾向于”。
南安县有秦置或汉置二说。现存最早的唐朝地理总志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其卷31言嘉州:“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蜀郡。今州即汉犍为郡之南安县地也。”又言龙游(今市中区)县:“本汉南安县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4言龙游县:“本汉青衣道……汉为南安县地”(其中“本汉青衣道”是错误的)。北宋末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九》言龙游县:“本汉南安县地”。它们均不言秦,都认为是汉置。后世一些权威的专业工具书如魏嵩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年5月第一版)也赞成汉置。
对此,后人则有些不同的意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南安县”注云:“南安,本蜀支封丹犁地。秦武王时,丹犁结蜀侯叛秦。武王二年伐丹犁,取沿江地,至此。于时置县,此为蜀郡极南,故名‘南安’。”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任老先生确定秦武王二年(公元前年)置南安县,似乎显得有点“大胆求证”了,此结论被年版《乐山市志》、年版和2年版《乐山市市中区志》所引;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安县”注云:“疑秦时已立县”,则比较谨慎一点。史为乐先生主编的同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3月第一版)等也解释为秦置,而且没有怀疑的语气。可以看出,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秦置。
历史往往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改变。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镇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大批秦代简牍,这就是蜚声国内外、堪与敦煌媲美的《里耶秦简》。《里耶秦简》多达3.6万枚10多万字,其内容多为当时的洞庭郡迁陵县官署档案(洞庭郡的存在也是一个新的发现,不在原来考证的36或48秦郡之列),涉及当时社会*治、经济、*事、法律、民族、邮*、贸易等各个层面,是两千年以来发现的唯一一部大秦帝国的编年史,其纪年从秦王嬴*二十五年(公元前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年)止,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其文字之多,内容之丰,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对于秦国及秦朝的文献总和,所以被称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上的“最伟大发现之一”。
根据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简》(第一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年1月第1版),至少提到4处僰道(今宜宾市,道是特殊的一种县)和3处资中县(今内江市、资阳市一带)。其中,僰道是至少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年)便已经设立,资中县则至少在秦王十一年(公元前年)便已经设立。
为什么提到它们呢?它们可以作为南安县是秦置的旁证。僰道和资中县的地位和南安县一样,它们在秦都属蜀郡,在汉武帝后都属犍为郡,都是《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属的12县之一。特别是僰道,都有李冰治水的记载,又都在岷江道上,而且毗邻,所以建置时间应该比较接近。在过去,僰道、资中2县的置县时间都有秦置或者汉置的争议,此次《里耶秦简》铁证一旦公布,则所有的争议都烟消云散——僰道、资中2县都是秦置。
有僰道作参考,从历代文献和秦简文物看,南安县是秦置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可惜,遗憾的是《里耶秦简》(第一册)还没有南安县的记载,希望这套5册的图书全部出版后能够发现有南安县的纪年木简,那么届时就可以真正判定其建置朝代了。
三论南安县的建置时间
南安县是乐山最早的行*区划(有秦置和汉置的争议),是乐山信史的起点,也是研究乐山历史的基础,所有作为工具书的不同版本的地方志都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它,搞清其设置年代非常重要,故而我们在研讨其建置时间时必须谨慎,采取科学的态度。
5月2日张碧秀老师发表《地名趣谈之南安》(以下简称《张文》),其主要内容是阐述新旧《乐山市市中区志》中言及的建置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年),并讲述了其来源是依据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下简称《任校》)之“南安县”注。
很久以来,外地及本地的文史专家都对南安县的建置时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甚至争论,真理越辩越明,这对挖掘乐山历史文化无疑是有益的,笔者希望这样的学术争论更多、参与人更多,同时更有水平,这样正如张碧秀老师所云“引起读者热议,从而带来了读书效应。”
同时,笔者认为:南安县的建置问题事关重大,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该有几分依据说几分话;同时,应该与时俱进,采用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进行考证,不能盲从。
基于此,笔者愿意就有关问题再次商榷与请教。笔者于年6月15日曾在《三江都市报》发表《南安县建县是秦武王二年吗?》(该文中笔者即揣测言秦武王二年是源自《任校》,今果然),今年4月18日又发表《南安县建置时间再议》。两文的观点是:倾向于战国秦置,但因仅有汉及以后的记载,欠缺秦时的文献——包括著名的《里耶秦简》也暂无,缺乏相关纪年的文物,故尚不能断言为秦置,更何况遽然精确断言是秦武王二年?——须知,离我们越近的如十年之前的事情可以精确到秒,而越远的如两千年以前的,在严重缺乏依据的情况下无法精确到年。
《任校》言:“南安,本蜀支封丹犁地。秦武王时,丹犁结蜀侯叛秦。武王二年伐丹犁,取沿江地,至此。于时置县,此为蜀郡极南,故名‘南安’。”(按:任言有误,南安并非蜀郡极南,僰道县更南)。据《史记》等载武王二年伐丹犁并非一国,而是“丹”、“犁”二国,年中华书局新校本《史记》卷五《秦本纪》附《正义》载:“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张文》认为陈壮是“丹犁宰相”,误,一则丹、犁分明是两国,陈壮如何能当两国相?二则,同版《史记》句读为:“丹、犁臣,蜀相(陈)壮杀蜀侯来降”。0年3月版《四川通史》第2页也记载陈壮是古蜀国相,而非“丹犁宰相”。
《史记》虽载秦伐丹犁,但这能得出这能设置南安县吗?不能。因为:
一,伐丹犁与南安县建置是两码事,不能合二为一,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南安县非“丹犁国”的地盘。丹犁二国之地属西夷,汉武帝派司马相如收服西夷后设沈(音“丹”)黎郡,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释:“辖境相当今四川汉源、石棉、荥经、泸定等县地”,即今四川省雅安市一带和甘孜州东小部,与乐山无关。乐山开发较早,北魏时期的郦道元《水经注》称南安县“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开明氏是继杜宇之后的蜀王,被秦*所杀的蜀王即是最后一个开明氏蜀王。开明氏据蜀的时间是约公元前7世纪~前年(据蒙文通先生《巴蜀古史论述》),南安县一带并非如任乃强先生所言那样一度是“丹犁国”的地盘,而应该一直是在开明氏蜀王统治之下。《华阳国志·蜀志》也载:“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僰,古僰国,后有僰道县,在今宜宾市附近。那么可见早在开明氏保子帝手中,位于今成都市和宜宾市之间的古乐山地早已为古蜀国所占有,并非“丹犁国”的地盘。
三,秦*从成都出发灭丹犁二国,根本用不着走乐山再转雅安(这在早期历史上的大事中从来无此先例),而是可以直接走灵关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大道,即“西夷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支。这更加说明灭丹犁二国与南安县的设置无关。
综上所述,从目前的文献看,早期的史籍均无南安县的设置时间,这是得不出南安县置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年)结论的。编县志需要严谨求实的态度,不能因为某权威如是说就盲从,这需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特别是历史研究进入现代以来,更不可仅仅凭着有限的文献进行过于大胆的揣测,而是要结合文献和文物进行综合考察。关于这个讨论,完全可能因为将来新出土文物的发掘而有结论,但是现在不能。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张文》所载的史实通篇多有谬误,如除了陈壮的任职外,还有“陈庄为郡守”(陈壮从未担任过蜀郡守);“伐羲渠、丹犁”中的“羲渠”是错误的,应该是“义渠”(义的繁体字是“義”,与“羲”相近);武王元年,“诛蜀相庄”的“庄”原文是“壮”,属引用错误;“在秦*占领丹犁地后,置两县,即南安和武阳”之语更是错误,南安(今乐山市)已经不是丹犁之地了,遑论武阳(今眉山市一带)?武阳之置当更早,当初在公元前年秦*灭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扬雄《蜀王本纪》)倘如《张文》之言,何不就言秦*此时便占丹犁,还要等到武王二年(公元前年),岂非自相矛盾?更加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居然还出现“丹犁宰相陈壮得蜀郡之后,并不服从秦国的管制,联合钟会等人据蜀抗秦”的语言——钟会是三国时的人,陈壮安能联络他反秦?如此逻辑、语言错乱,“穿越”搞得“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缺乏起码的史学基础,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出自一个有几十年地方志研究史的地方志专家之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实在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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